男女主角分别是70周年专题的美文同人小说《调研之风》，由网络作家“70周年专题”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调研之风》精彩片段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国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
《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毛泽东说：“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
●毛泽东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
●毛泽东再三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
●决策出台
共和国故事·调研之风毛泽东倡导实事求是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是中国北方最冷的一个时期。
在北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是一次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做准备的会议。
由于当时政策的一些失误，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毛泽东痛定思痛，再一次大力倡导实事求是。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首先讨论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先后听了5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除中央常委外，还有彭真、谭震林、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刘澜涛、张德生、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等。
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插话，不断做出指示。别的人也有一些插话。
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和衷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
毛泽东当时的许多指示，反映了他对当时农村形势的估计和一些政策思想。
其实，在12月23日，即会议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就先听取了第一次汇报。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他插话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
毛泽东说的话主要意思是，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30%是好的，50%是中间的，20%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
毛泽东把干部分成6大类，他说：
第一类，五类分子，这是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又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取酬、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
毛泽东还说：
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前三类在湖北占30%，问题严重的地区甚至占百分之几十。对于坏人，要夺权。有些是借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但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烂了的地方也是好人多。对于好人，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弄清楚问题。对于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
毛泽东还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在谈到退赔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定要坚决退赔。
在说到自留地的时候，毛泽东希望多留一点，他说：“5%是否少了？7%怎么样？”他要大家议一下。
对养猪问题，毛泽东重申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
最后，毛泽东说：“中央和省两级要担一些责任。帮助下边，帮助好人。”
12月27日，毛泽东听第二次汇报的时候，他谈到了整风整社的问题。
毛泽东说，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毛泽东肯定县、社、队的干部90%基本上是好的，10%是坏的，包括打进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
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上次听汇报时，毛泽东把他们列入敌人；这次改了，说他们同一、二类有所区别，是人民内部问题。
讲到糊涂人，毛泽东还饶有兴趣地讲起了一个故事，他说：
楚庄王当皇帝，3年不管事。有一个大臣向楚庄王说，有一种鸟，3年不鸣，一鸣惊人，3年不飞，一飞冲天。楚庄王听了这话，觉悟了，开始振作起来。可见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
毛泽东还说：
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
贵州省从农村调出来100万劳动力，这就是一平二调的“调”嘛。北京大学500多学生去修铁路，苦战20天，回来后又不休整，结果100多人发高烧，患浮肿病，后来下命令休息，病就好了。可见不要随便搞什么不断革命。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他肯定江苏省一个报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毛泽东还说“这是个新办法”。
其实，毛泽东早在1948年就说过：
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
中国共产党胜利地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它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它能够防止反倾向斗争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避免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毛泽东为什么说是“新办法”呢？所谓新，实际上就是对庐山会议后一味反右的一种修改。
毛泽东对这次整风整社寄予很大希望。他说：
只要把整风整社搞好了，转变局面、争取丰收并不困难。他认为战胜灾荒、争取丰收有许多有利条件，最主要的是，有了苦战3年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
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
当有人汇报说，去年农业书记会议强调发展社有经济有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断然说：“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
毛泽东在插话中提出，有些地方，县合并得太大了。从有利于抓好农业生产着眼，以小县制为好。
随着会议对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逐步发展。
谈到价格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提高粮食价格。这个问题，毛泽东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其实早在1959年10月，上海市委领导曾向毛泽东提出，恐怕要考虑粮食提价问题。
在当时，毛泽东就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涨一点价，粮食不能涨价。”毛泽东还说：“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牵动太大，棉农加城市人口有一亿多。”
当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吃商品粮的一亿多人口的稳定问题，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稳定问题。
现在，毛泽东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影响社会稳定，又能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只提收购价，不提销售价。他算了一笔账，提收购价而不提销售价，每年差价只有10亿元，问题不大。
毛泽东还说：“这样，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
关于退赔，这一次毛泽东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说：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
“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毛泽东赞成退赔要有政策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
讲到这里，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谈到“共产风”时，毛泽东再次承担了责任。在汇报中涉及省委作检讨的问题，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
时任农业部部长的廖鲁言说：“搞丰产田、大办水利是有关部门提的。”
毛泽东说：“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
在汇报中，有人说，整风过后，还要讲讲大办的成绩，还是要从“一个指头”出发。
对此，毛泽东却说，先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多年来已经成为估计形势的一种思维定式，一种既定的思想框框。这次毛泽东突破了这个框框。
听完汇报，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下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1960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
毛泽东接着说：
0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他又说，3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3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
最后，在讨论来年日子怎么过的问题，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被提了出来。
毛泽东说：“大家对明年要有精神准备，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当灾年过，这一条很重要。”
陈云接着说：“明年情况不一定比今年好。我以为要抓三条：一是做好精神准备、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二是今冬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多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年春耕。三是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
这时，有人补充了一句：“市场第二，建设第三。”
最后，毛泽东概括为：
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
1960年12月31日，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与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
毛泽东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在一桌，以便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汇报会，毛泽东想直接听听他们的意见。
1961年1月3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从即日起，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
在晚上，毛泽东听取第四次汇报。
首先由李富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李富春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
毛泽东指出：“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宽。”
关于1961年钢产指标，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讨论得最多。
李富春汇报说：“开始想搞2150万吨，后来逐步下调，现在降到2000万吨。”
毛泽东说：“是否搞那么多，能不能办得到？首先要保证农业，而后炼钢。”
……
毛泽东最后说：“这三年都是指标定高了，后来退下来。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开始大搞，1959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以后，又大搞，1960年又搞了一年。这三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因此，我怀疑就是1870万吨，是否也会紧张。”
毛泽东接着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
李富春回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
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
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
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1961年提？”
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毛泽东又谈到粮食定购问题。他说，有人送给他宝坻县一个生产队的材料。那个生产队经过整风，干部作风转变了，社员生产情绪提高了，生产增加了，只要他们有余粮，还是要卖给国家的。
从这个材料，毛泽东得到一个启发，他希望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各中央局的同志，自己去摸一个生产队，心中就有数了。
毛泽东说：“现在整风是整顿那些坏的单位，最好摸一个有曲折发展过程的单位，如宝坻县那个生产队，刮过“共产风”，后来纠正了，生产又上去了。”
李富春继续汇报。当讲到搞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时候，毛泽东说：“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了，就看灵不灵。要收回一些权力，把权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区三级，下面收缩一下，这样，就不会层层加码了。”
陈云接着说：“我们不是讲共产主义风格吗？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仅省、市、区要通盘考虑，中央局也要通盘考虑。”
最后，毛泽东要李富春把当天讲的那些事情，要求第二天在全体会议上再讲一下，让大家议一议。
1月9日，毛泽东在听取第五次汇报的时候，他向会议印发了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要各组讨论。
鉴于当时几年来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作风不纯的情况，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对胡乔木起草的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毛泽东自己又改写了一下。
“三大纪律”，胡乔木写的是：
1、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2、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3、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
毛泽东修改为：
1、一切从实际出发；2、提高政治水平；3、实行民主集中制。
其中第二条，经过会议讨论后，修改为“正确执行
党的政策”。
毛泽东的修改确实简单明了，看一条就留下一个印象，使人容易记住。
毛泽东在解释第一条时指出：
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
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得更简明了。每一项四个字、六个字，至多九个字。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加了一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他1930年提出的一个口号，此时重提，显得格外重要。
毛泽东说：“要强调调查研究。现在调查之风不盛行了，对很多事情发言权有了，言也发了，就是没有调查。其实，调查材料不在多，一个好材料就可以使我们了解问题的实质。整风整社有过海口的经验，现在又有信阳的经验，就解决问题了。调查材料搞了一大堆，会使人陷入材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1961年1月27日正式下发。
毛泽东在刘子厚汇报河北省在整风整社中揭发出两个县的严重问题时，他再次强调：“在三类县、社、队不能依靠原来的干部，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前年庐山会议，没有意识到有20%的县、社、队烂掉，被篡夺了领导权。”由此，毛泽东提出不要为假象所迷惑。
毛泽东还说：
河南1959年就说有450亿斤粮食，实际只有240亿斤，210亿斤是假象，我们被这种假象弄得迷糊了。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要加以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抓住本质。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要反映真正的客观实际。
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某些现象所迷惑，值得我们注意。当然，我们的认识只能大体上接近客观实际，力求缩小同客观实际的距离。
经过5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
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即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毛泽东还提出：
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
毛泽东还说：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
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还讲到具体的调查方法：
调查就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写，要谈话。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他还欺骗你。要看情况，究竟你那个粮食在什么地方，究竟是增产还是减产，要看这个人的面色，群众究竟是面黄肌瘦，还是粮食相当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毛泽东再次阐述调查研究
1961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邓小平关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大家表示，完全赞同这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
全会还听取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
全会指出，1961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1961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讲话中，再次讲到调查研究问题。他说：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犯过几次“左”倾和右倾错误，右的不做调查研究，“左”的也不做调查研究。民主革命时期情况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8亿人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近几年来我们也做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对情况不甚了了。没有调查研究，对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比如，1959年反对“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夹了个庐会议“反右”，把纠“左”打乱了，“共产风”又大刮起来。
大家回去实实在在地干，要老实算账搞计划，要做调查研究。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在实践中去做调查研究，专门调查也可以。
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意外地得到了他30年前写的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小册子。
《调查工作》是毛泽东1930年5月在闽西根据地时为反对教条主义而写的，早已丢失。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时，在福建龙岩收集文物时找到，藏于馆中。1960年，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中国革命博物馆借到这本小册子。
1961年1月中旬，毛泽东的秘书、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田家英得知此事后，立即把这本小册子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如获至宝。
3月11日，毛泽东专门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一个批语：
这是一篇老文章，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还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夏，已经30年不见了……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接着，毛泽东又在3月广州会议的两次讲话中提到这篇文章。
3月13日毛泽东说：
找出30年前我写的一篇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我自己看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
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1929年冬天，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对这场斗争作了结论。这以后，也就是1930年春天，写了这篇文章。前几年到处找这篇文章，找不到，今年1月找出来了。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
毛泽东在3月23日又说：
这篇老文章，现在拿了来有些人可能会不懂。这篇文章看来有些用处，不是讲全部有用。我说有一些用处，就是讲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那个时候也是调查研究空气不浓厚。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不容易的。
这篇文章是1930年写的，总结那个时期的经验。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
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记不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来了，我是高兴的。
毛泽东还介绍说，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是为了取得民主革命胜利要做调查研究，要做典型调查研究。现在不搞民主革命，而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地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两者是两回事。
毛泽东还指出：
研究要从个别问题深入，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全国了解两个乡，南方一个，北方一个，对中国农村就有一个基本概念了。工业不同，要分行业。工业这个东西比农业复杂一些。深切地了解一个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
毛泽东最后说：
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不早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
毛泽东这些话，虽是因一篇“老文章”而引发的，但绝不是对这篇“老文章”的简单复述，而是对其核心和灵魂，即实事求是的深刻阐述。田家英到浙江做农村调查
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3个组，每组组员6人，连组长共7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6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10天至15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做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1月20日下午16时
此信给3组21人看并加以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湖南、浙江3个调查组很快组成，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赶到调查地点。
21日，田家英调查组离开北京，22日到达杭州。
田家英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向全体调查人员提出要求，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田家英说：“调查研究有两种：一种是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一种是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我们主张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这就要了解实情，且要如实反映，而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比不调查更可恶，因为它是摘取片断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是迎合上级，不敢讲真话。”
经与浙江省委商量，决定在嘉善县选一个差的生产队，魏塘公社的和合生产队。在富阳县选一个较好的生产队，东洲公社的五星生产队。
1月24日16时，冬日的余辉暖暖地照着当时的魏塘公社社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张行方正激动地在屋里踱着步等待着田家英、逄先知、石山等调查组人员的到来。
19时，在公社办公室昏黄的油灯下，张行方就1958年秋后有关政策的执行情况作了真实、全面、长达6小时汇报，直至第二天凌晨，逄先知对汇报内容详细作了记录。
1月25日上午，张行方陪同调查组人员步行到和合生产队，安排田家英在人称“老模范”的贫农陈安生家住宿，在陈安生铺对面的地面上铺上稻草搭了一张“柴地铺”，其余人员安排在生产队顾家浜机埠屋内，打稻草地铺睡觉。稍作安顿，调查组就分南北方向出去串门，访贫问苦。
调查组按照“打开脑筋”、“敢于发现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同吃同住不同劳”，即当时正值农闲，调查组工作极为紧张，所以不同劳。“敢想敢说不敢做”，不敢做主要是对调查了解的情况，不轻易表态，不指手划脚的原则，紧张地开展深入、细致地调查工作。
调查组从历史到现状，从党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到农民吃、穿、住、用各个方面，或单兵作战，或结双成对等，原始地记录农民的谈话。
整个调查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善良的和合生产队社员把一切肺腑之言，都如实向调查组倾诉。每一位调查组的成员，都记下了厚厚的笔记。
在和合生产队调查的过程中，有件事让调查组的人员感到很奇怪。
在食堂化了的和合生产队里，没有缕缕炊烟，没有犬吠鸡鸣，虽是将临春节，这年春节为2月15日，农民还是到时拿着脸盆、钵头去生产小队食堂，量粥用膳，但一到晚上却能闻到阵阵烟味，调查组百思不解，决定亲自踏勘。
晚上，当调查人员在生产队干部的带领下循烟味走入一户农家，只见用砖块临时搭起的一口灶头，支上锅子在烧火。
田家英走上前去，揭开锅盖，看到锅里煮的竟是羊头草，即农民喂猪的一种植物，还有胡萝卜等，加上食堂拿回的粥，烧成糊状进行食用。因为农民家中已无粒米可煮了。田家英去其他有烟的人家，也都是这种情况。
在往回走的路上，调查组的人员谁都不说话，一个个心里都沉甸甸的。
有一天，田家英去专访一个叫王老五的贫农。王老五当年44岁，是和合生产队第四小队副队长，土改时为贫农成份。妻子37岁，在生产队畜牧场养猪，大儿子19岁已干农活，次子15岁上小学五年级，有时帮食堂记账，还有3个儿子分别13岁、9岁、6岁。
在1958年时，平调拆除了他家3间草棚，当时家里仅有12平方米草棚一间，一张竹帘床，一张地铺，3条棉絮，一只行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一无所有。
田家英低头钻进王老五家矮小的草棚作了专访，既问情况又算细账。从抗日战争前期一直问到1960年，足足长谈3个多小时。田家英一边问一边作记录，当时眼睛就湿润了。
农民已经无米下锅，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出现饿、病、逃、荒和非正常死亡的现象。
调查组的同志了解情况后，提出出现这些严重问题的原因在哪里？许多基层干部讲不清。
田家英在同嘉善县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
从和合生产队来看，生产破坏是严重的。
为什么生产连年下降呢？怪天，没有灾害，怪人，老百姓是好的。
不能怨天尤人，也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病根子是“五风”问题。
田家英一语道破了当时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因为怕出政治问题，闷在心里不敢说而已。田家英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话。
田家英摸清了和合生产队的情况后，又到富阳县的五星生产队。
调查组刚开始在富阳调查了一个星期，粮食产量依然摸不清底细。田家英和调查组的同志分别找会计、仓库保管员、生产队员，和支部书记谈心，大家才交了底、说出了实情，会计拿出了第二本账。
这个生产队的粮食生产没有下降，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原因是生产队干部、党员和部分老农协商一致，采取了应付官僚主义的对策，有组织地抵制来自上面的瞎指挥。对粮食产量，采取两本账的办法。田家英听了他们的生动汇报之后，立即肯定了他们这套“防风林”的做法。
田家英在富阳的时候，经常从富阳县城步行到“五星”指导。有一次，“五星”调查小组向他汇报群众对公共食堂不满，要求解散，还列举了好多弊端。
田家英听后吃了一惊，为进一步证实，他于2月初两次到“五星”深入调查，看到群众确实不满，食堂难以维持下去，便马上向毛主席如实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对富阳环二村的调查原先计划中没有安排，而是从一个小乞丐那里了解到严重情况后由五星村转到这个村的。田家英在长满野草的路上，看到村中无炊烟，听不到鸡犬声，路上的百姓面黄肌瘦。一幕幕凄景使田家英心中难受。
在跟村民座谈时，田家英号召大家尽快恢复生产，当讲到“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时，他潸然泪下，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他两次表示要向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反映群众的呼声，并严厉批评管理区中一些违法乱纪的干部。
中央调查组在田家英的领导下，睡地铺、喝稀粥，生活十分艰苦。但是，整个调查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如食堂问题、生产队规模问题等都作了细致调查，对调查材料进行集体分析讨论，实事求是地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调查研究不仅要找出存在的问题，而且还要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田家英通过10天的深入调查，对和合、五星两个生产队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综合两个队的情况后，他对人民公社工作做出了深层次的思考。毛泽东南下亲自指导调查
1961年1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指导3个调查组的工作。他路经天津、济南、南京时，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包括调查研究问题，整风整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轻工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些都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毛泽东听取汇报时，都有一些插话。毛泽东再三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他说：
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
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
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
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成绩、缺点，正面、反面，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
三个省都汇报到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烂掉了。毛泽东指出，这是反革命分子复辟。死官僚主义分子是他们的直接同盟军，糊涂人是他们的间接同盟军。
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总是讲浙江省的一个例子。这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这个例子对他触动很大，所以他反复强调要开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
毛泽东指出：
我们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准备、舆论准备的。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搞法，缺乏研究。
毛泽东到达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做了一个星期的调查。
1961年2月6日，田家英在杭州刘庄向毛泽东汇报两个队的调查情况。在场的还有当时浙江省委的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和薛驹等。
田家英着重谈和合生产队的情况，从历史到现状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并阐述了“五风”带来的危害，尤其是和合生产队位于杭嘉湖平原，属富庶的鱼米之乡，水稻亩产由通常的600多斤，到1960年减至291斤，而上报亩产达2400多斤。
这些数字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的心，他静静地听着，深深地吸着烟，边听边思索。
1961年2月8日，毛泽东再次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除江华、林乎加之外，还有薛驹和田家英参加。薛驹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自始至终参加了浙江调查。
毛泽东开头就问：“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291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要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毛泽东又问：“退赔，有没有决心？”
林乎加答：“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
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
江华说，这种思想是反动的。
毛泽东加重语气地说：“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林乎加谈到，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
毛泽东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1959年10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
林乎加讲到自留地问题，说几年来几放几收，放有放的道理，收有收的道理。
毛泽东说：“这个道理，归根到底，只能是一个道理，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而且要把为什么，反复交代清楚，农民不相信，你变得太多了嘛！”
毛泽东说：“在反复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们所说的饿、病、逃、荒、死。”
毛泽东再次谈到生产队规模太大，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
毛泽东说：“在这样口粮拉平分配，工分拉平分配，这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原则是要增产，要把饿、病、逃、荒、死的原因去掉，做到不饿、不病、不逃、不荒、不死。当然有正常的死，人也难免要生点病，主要的问题是饿不饿的问题。”
最后，毛泽东又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今年、明年两年，要搞好一点，事情就好办了。
就在这次谈话中，田家英提出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毛泽东采纳了。
在这以前，1960年夏，邓子恢受刘少奇委托，带领工作组经过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这个条例后来成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材料。
毛泽东听完浙江省委和浙江调查组汇报后，即离开杭州去广州，准备在那里与调查组会合。路经江西、湖南时，又听取了江西省委的汇报，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的汇报。
通过浙江调查，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一是社、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
1961年2月10日，毛泽东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汇报时，主要谈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毛泽东认为，江西的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也都太大了，一个公社可以划分为两个或者三个，以乡为单位，一乡一社。
毛泽东说，现在看来，只有四川一个省按中央的政策办事，他们的公社都是以乡为单位。河南一直想搞大的，公社也想搞大的，基本核算单位也想搞大的。公社应当一律以原来的乡为单位，凡是以原来的区为单位的，给它一个不合法。
关于食堂，毛泽东说：“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常年吃食堂，就办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人，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的，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
毛泽东在听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汇报时，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另外还谈到了整风整社。
谈话是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进行的。一共谈了两次。第一次是2月11日，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和湖南调查组的胡乔木谈的；第二次是在2月12日，单独与张平化和胡乔木谈的。
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毛泽东说：“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大体上一个社划成3个社比较恰当，就是以乡为单位。”
胡乔木说：“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撤区并乡，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实际上，还是小队的劳动为基础，大队作经济核算，加以联合，公社恐怕只是一个联络组合的形式。”
毛泽东又提出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的问题。
毛泽东说：
“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现在队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
毛泽东还谈了许多意见。他接着问：“你们有多少生产队？”
胡继宗回答：”15万个。高级社时是5万个社，公社化后划成16万个大队。”
毛泽东说：“你们还是大体上恢复到高级社的范围，5万个。”
胡乔木说：“如果这样，对群众才说得上民主，大队干部才说得上领导管理，不然经营不了。”
毛泽东说：“而且势必实行平均主义，吃饭平均，工分平均。”
胡乔木说：“我去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在长沙县，叫天华大队，那个大队年年增产，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保持高级社的规模。公社的规模要缩小，它的权力也要缩小，权力跟责任都要缩小，这样，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几年湘潭的情况比较严重，我们有个组在湘潭，到一个坏的生产队，它的特点是从1957年下半年起，一年比一年坏，根本就是破坏。”
毛泽东说：“我看兴起来也快。恢复原状，就是过去的高级社，由若干高级社组成一个公社。”
第二天，再次汇报的时候，一开头就谈体制问题。
张平化说：“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如果基本核算单位就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全省可能有5万多个大队；现有的1100个公社可能变成3000个公社或者多一点。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毛泽东说：“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就叫生产队，上面叫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
张平化说：“好，原来没有承认它是一级，现在承认它是一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级。”
毛泽东说：“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级。所以，有人怀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
这时，胡乔木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恢复区委，大队变成公社。”
毛泽东说：“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
胡乔木说：“叫小队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
毛泽东立即纠正：“不要叫小队，叫生产队。”
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经过杭州、向塘、长沙多次谈话，毛泽东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公社的规模，特别是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要划小，分别恢复到原来的乡和原来的高级社的范围。第二，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把它作为一级重要的核算单位，甚至是基本核算单位。第三，生产小队与生产小队之间存在平均主义。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广州会议要求调查研究
1961年3月11日至13日，中共中央分别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南三区”会议，即华东、中南、西南和“三北区”会议，即华北、东北、西北。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
毛泽东主持了“南三区”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了“北三区”会议。
会议讨论和草拟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为中央工作会议做了准备。
3月13日，毛泽东在主持“三南”会议时，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参加“三北”会议的与会者写信，他指出：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的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一些领导同志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不甚了了。其原因是忙于事务，不做亲身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上听或看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毛泽东在信中特别强调：
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参加“南三区”、“北三区”会议的同志认真学习了他在30年前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着重研究了如何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
3月14日，“三北”、“三南”两个会议合并召开，在广州继续进行。
3月15日至23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
这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六十条》）。条例共计十章六十条，它对农村人民公社的性质、组织和规模，人民公社的管理制度，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社员的权力和义务，社员的家庭副业，公社干部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
关于所有制，《六十条》申明：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公社在经济上，是各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直接组织生产和生活。
关于公社各级组织的规模，《六十条》规定：公社一般相当于原来的乡或大乡；生产大队一般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合作社，但是也不要求强求一律。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可以有大、中、小不同规模，由社员根据具体情况，民主决定。
……
《六十条》肯定了农村一些地区采取的“三包一奖”办法；肯定了农村家庭副业是集体或全民所有制的助手，农副产品在完成国家交售任务后可以上集市进行交易。
广州会议制定的《六十条》，是调查研究的成果。其中的各条规定，都是针对当时人民公社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提出的，对于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广州会议后期，中共中央将《六十条》草案下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要求通过讨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切实解决人民公社中的问题。广州会议后，毛泽东又指示调查组把调查工作延长到5月，主要任务是了解《六十条》下发后群众的反应和参加《六十条》的试点工作。
3月19日，周恩来在这次会议的中南、华北小组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毛泽东同志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它。这篇文章现在读起来，还是对症下药的。
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说：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
这封信还对有关政策所犯错误的原因及其教训作了初步分析，指出：
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做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替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
●刘少奇用地道的宁乡腔恳求道：“我给大家行个鞠躬礼，敬请大家对我讲点真话，反映点真实情况好不好？”
●周恩来听了很受感动，说：“二廷，你是我下来遇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很对，我很难过。上边不了解情况，下边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怎么不难过？”
●朱德在信中说：“食堂办不好，生产队受影响；领导还叫干，群众有意见。”
●深入调查刘少奇在湖南家乡调查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先后深入农村社队进行调查研究。
1961年3月，广州会议一结束，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就带领工作组，在湖南长沙、湘潭、宁乡等县农村作了44天的调查。
在此期间，刘少奇连续召开各种座谈会，找人个别谈话，了解几年来农村的真实情况。
刘少奇先是在长沙、宁乡，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听的情况虽比在北京多了一些，但仍是真真假假。
于是，刘少奇又亲自来到长沙县当时树立的一个典型大队作实地调查。哪知这个大队被人统一了口径，前来参加会的人，都异口同声，歌功诵德地说假话。
在会场上，人们数着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样好、那样好。群众说着，刘少奇听着。
可这和看到的并不一样，在来湖南的路上，目光所及，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妇女们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在树下采树叶。会场上却又听到这个大队的干部、党员言不由衷，睁着眼睛说假话，刘少奇心里非常的不是滋味。
刘少奇从桌边站起来，摘下青呢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个躬，用地道的宁乡腔恳求道：“我给大家行个鞠躬礼，敬请大家对我讲点真话，反映点真实情况好不好？”
会场霎时静下来，大家面面相覷，眼里盈满泪水，却不知所措。尽管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礼，可在那样的年代里，没有人敢说出更多的不是。面对人民，他感到了惆怅，更感到了责任的重大。
带着疑虑的刘少奇，于5月初回到了阔别40年的家乡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他没有惊动区社干部和邻里乡亲，就在自己出生的房间里，搭起了一个临时床铺，把一张陈列用的旧木桌，收拾了一下，当办公桌。
第二天，刘少奇让随从人员请来了老朋友成二爷和黄老伯等一些乡亲，让他们谈谈家乡情况，说说心里话，
这一天，在炭子冲刘少奇旧居的堂屋中，坐满了男女老少一屋子人。他们是当地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刘少奇把乡亲们迎进屋，给他们让座、递烟。问道：“田里忙不忙？”
几个农民答：“正在插秧。”
刘少奇说：“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你们。”
讲到这里，刘少奇停了一下，又接着说道：“乡亲们谈谈看，社员的生活比1957年是好了还是差了呢？不是好，是差了吧？生产比以前降低了！是这样，就承认这个现实。”
农民一致说道：“生产是降低了，生活差了。”
刘少奇说：“什么原因呢？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差了？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做得不好。是不是完全怪生产大队干部呢？也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上边要负主要责任。根子还在中央。”
刘少奇又问：“你们食堂散没散？”
农民们回答：“散的多。”
刘少奇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了。食堂一散，有些社员有困难，没有锅子、铲子、坛坛罐罐，回家做饭怎么办？要赶快生产这些东西。”
农民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散食堂，是不是就分田到户？”
刘少奇说：“食堂是食堂，田是田，食堂可以散，分田到户不行。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如田膛，可以包产到户。”
刘少奇问农民们：“荒地是不是可以包产到户？”
农民说：“包产到户要好些。”
刘少奇说：“收入要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是自己的，社员有了就好。”
谈话中，农民们流露了对房子的关心。刘少奇非常体谅地说道：“一个屋场住那么多户，没地方打灶。房子不确定，社员的很多事情不能定，自留地不能定，养猪喂鸡也难办，厕所也不好定，生产就不放心。有一些是公家占用的房子，如银行、供销社、学校、公社和大队办公室、工厂、猪场等，都要挤一下，把多占用的房子退出来给社员住。
我的旧居纪念馆，我几次写信说不要搞，结果还是搞了。这个房子应该退出来，分几户到这里来住，我家的亲属不要来住。”
刘少奇还谈了农民十分关心的退赔问题。
刘少奇说：
关于退赔问题，《十二条》讲了，到底退赔得怎样？我看一般是差得很远。听说你们有一条规定，丢失的东西要有证明才准登记。搞乱了，哪里去找证明呢？这个账要一户一户地结。这个账要记住。赔清以后，立块碑，或写一个大单子，挂在公社里。不要半途而废，马马虎虎了事，要扎扎实实算一回账，算得疼一点，疼几年。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要犯这个错误。
刘少奇还问道：“大队有没有管理委员会？”
农民回答说：“有。”
刘少奇又问：“主要是支部管事还是管理委员会管事？开过管理委员会吗？”
农民回答：“开过。”
刘少奇说：“两个都要管事，办事要讲民主，我同几个人谈过话，看来他们不大敢讲话，不知是什么原因。整人，这个风气不好。人都不敢讲话，那怎么能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呢？
要实行真正民主，就要社员当家做主。干部是社员的勤务员，应该好好为社员办事。要记住，多数社员认为不能办的事，就不要办。”
接着，5月8日，刘少奇从炭子冲老家步行10多公里，来到了赵家冲看望大姐刘绍德。
刘少奇只有这一个姐姐。有一次，她给刘少奇写信说：“我在塘边，一边打水一边想，我弟弟在北京做大官，可是我在这里打水。”
刘少奇在回信中说：“看到你的信，知道你在打水，在劳动，靠劳动生活，我感到光荣。”
这次来到姐姐家，看到姐姐的生活也不如意，但他还是鼓励姐姐作一个劳动者。
刘少奇在姐姐住的赵家冲，遍访了那个屋场所有社员的家庭。他看到农民家中的油盐罐里只有盐没有油。他在小山坡上特意用脚搓开路旁一摊已经风干的人粪，看看里面究竟是些什么，发现里头很多是粗纤维，这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结果。
他调查旱情，询问他年轻时熟悉的一些水塘一年来水位的高低，和过去比，知道旱情并不严重。他听说许多社员因办食堂、养猪场而多次搬家。很感慨地说：群众连个安定的住处也没有，这怎么行呢？我们是共产党啊！周恩来到河北邯郸调查
1961年4月年下旬，周恩来来到河北省邯郸专区农村调查。周恩来原先曾多次到过邯郸，但此次邯郸之行却是他心情最沉重的一次。
邯郸位于河北省南部。1961年春天的邯郸，比想像的还要贫穷得多，连路边的树都只有树枝，没有树叶。
在邯郸专区武安县的伯延公社，周恩来问：“树叶哪儿去了？”
陪同的干部担心总理操心太多，不忍实话实说，就说：“被羊吃了。”
正巧这话被路边一位放羊的女孩儿听到了。女孩儿反驳：“羊能上树吗？”
无需再说什么了，周恩来没有批评陪同的干部。三年自然灾害对于一个建国10年、百业待建的大国而言，无疑于雪上加霜。
其间，中共中央有规定，在经济状况没有好转之前，领导人带头不吃肉、蛋、禽，武安的公社干部们不敢破这个规定。但总理来了，他们一是不忍心让总理喝玉米面糊糊，另一方面又担心挨批评。于是公社食堂拿出最好的粮食招待总理：午餐桌上有馒头、红薯和面条，另有几个素菜。这样的待遇在当时来说是丰盛的了。
周恩来心中有数，第二天他要求到一个大队的食堂去吃饭，由于公社干部事先打了招呼，等周恩来他们去时，社员们全都提前打了饭走了。结果大队这顿饭吃的和公社一样。
第三天周恩来又换了一个食堂，干部们在没准备的情况下，把总理带到先锋街大队的第六食堂，在同食堂的炊事员聊天的过程中，周恩来掀开锅盖一看，只有一点吃剩的玉米面糊糊。于是周恩来盛了玉米面糊糊就着咸菜吃了起来。
5月4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了由先锋、胜利两个大队干部及部分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参加的座谈会。
当时，社员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食堂。开座谈会时，社员们不敢说食堂不好，不少人都违心地说食堂好，因为当时把食堂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标志，谁说食堂不好，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形时说：“我叫周恩来，你们看跟墙上挂的像一样吧？这次来就是要听你们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有问题只管提，错了也不要紧的。”
周恩来问坐在一边的张二廷：“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
张二廷猛地站起来说：“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当然是说真话。”
“要说真话，那刚才说食堂好的那些话，都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
周恩来问：“为什么吃不饱？”
张二廷说：“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点，他们的孩子老婆爹娘老子多吃点，干部再多吃点，还能剩几两？最多剩三四两，还能吃饱？要是自己做，糠糠菜菜，汤汤水水就能糊弄饱。你别看我死了老婆，孩子们又多，我也愿意自己做着吃。”
周恩来对张二廷的话很赞赏。
座谈中群众谈到，吃不饱，不少人浮肿，劳动没有劲，牲畜瘦得风能刮倒，干部作风浮夸，生产搞得不好，周恩来细心地倾听。
张二廷对总理说：“总理，这样糊弄下去，你再迟两年不下来，连你也吃不上饭了。”
听了这话，周恩来好像受到很大刺激。他仰起头，好一会什么话也没讲，会场格外寂静，一声咳嗽都没有。
过了一阵，周恩来问二廷：“你为什么说再过两年不下来，我也没饭吃？”
二廷说：“我们吃不饱，干活没有劲，地里就不打粮食，长的那点粮食还不够俺生啃着吃，哪有粮食交国家？一年不交，国库有。两年不交，国库有。三年不交，国库也就没有了。国库没有了粮食，你还能不挨饿？”
周恩来听了很受感动，说：“二廷，你是我下来遇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得很对，我很难过。上边不了解情况，下边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怎么不难过。”
周恩来又说：“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说住我，今天你算是说住我了。好，二廷，咱俩交个朋友吧。”
座谈会散后，有人对二廷说：“你的嘴没把门，乱放炮，总理在没事，总理走了，还不把你抓起来？”
二廷听了这些议论，心里很不自在，第二天早饭后躺在炕上，想心事。突然总理来了，他赶紧爬起来：“总理快请坐。”
周恩来坐在炕沿上，看了看躺在炕上的几个孩子，一边抚摸着孩子的头，一边问：“二廷，几个孩子？”
“4个”。
“大的大，小的小，够累的。”
二廷连声说：“不累，不累，总理管国家大事才累呢。”
“你又当爸，又当妈，顾不过来，这样吧，我给你带走个女儿，养大后再送回来。”
二廷忙说：“总理，哪能麻烦你，我养得过来。”说着说着，不由掉下泪来。
这天下午开座谈会，二廷上自留地栽红薯，去得晚了些。
周恩来说：“二廷，你来得晚，要好好说。”
二廷说：“我感冒带疲劳，让别人说吧。”
周恩来说：“你一不感冒，二不疲劳，我看你是有了糊涂思想啦。得先给你治治思想病，不然你不敢说了。”
二廷说：“是啊，总理光叫我说。你走了，区、公社干部还不给我小鞋穿？闹不好，还不去推磨(即劳改)？”
“那不行。”
“那怎么不行，他们不抓我现在说的话，抓别的事，也能整我。”
这时，周恩来面向公社书记韩玉林说：“我以后每年都要派人来，要是看不到二廷，就朝你要人。”
在5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这么评价张二廷的话：
这段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说，这个社员说得是真理！一个农民能把我们看做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
周恩来调查中发现，不少社员对公社食堂很不满。
5月7日3时，周恩来在下榻处给在上海的毛泽东打电话汇报了调查的情况。周恩来在电话中说：
我到邯郸之后，听了3天汇报，就到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5天了(即总理从3日至6日在伯延4天，因打电话已是7日凌晨3时，故称5天)，5天中，我找了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现在有下面4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1、食堂问题。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2、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3、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要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小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4、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毛泽东当天就阅读了周恩来报告的电话记录，随即批示向各省、市、自治区转发。朱德在四省调查食堂问题
1961年3月24日，朱德积极响应中央开展调查研究的号召，不顾已是75岁的高龄，离开广州前往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省视察，公共食堂问题再次成为他这次调查的重点。
朱德对办公共食堂一直很不赞成。
早在1959年2月，他到广东江门调查时，就对当地的负责同志说：“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生活如果长期这样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同年6月16日，朱德在听取了中共吉林省委负责同志的汇报时，又对食堂问题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
朱德说：
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加点菜和薯。过去我们说食堂问题不大，是因为把粮食分到社员家里，自己掌握。一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出口，换回来更多的钢铁、机器。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朱德对几个省的第一书记，更是三番五次地讲这个道理。
7月9日，朱德对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
7月11日，朱德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
“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为原则。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饭好，可以把粮食节约起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
“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
“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
7月16日，朱德对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参加农村食堂，还是要实行自愿原则。想回家吃饭的也要允许。对他们不要歧视，不要戴帽子。在家吃饭，有自留地，吃菜、吃薯、吃粮食的保险系数比公社包起来还大。即使食堂都垮了，也不影响公社的巩固。让农民自己建家和管家，老的、小的，都由他们自己管。靠公社管就下不了台。”
“在家吃饭还可以发展副业生产，烧炕取暖也方便。成立食堂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
1959年7月23日，朱德在庐山会议小组的发言中，再次申明了自己关于食堂的看法。
朱德说：“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事隔两年，当朱德去农村调查时，对食堂问题更进一步作了深入地剖析，并在5月9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专门反映了这个问题。
朱德写道：
我在成都时，四川省委对食堂问题还没有深入研究。就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情况来说，那里的社员吃饭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饭回家再加工一道，对人力物力浪费不小。
一到西安，陕西省委对食堂的反应就十分强烈了。据他们汇报，多数群众愿意回家自己做饭，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
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时间；3、浪费劳动力；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
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即“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把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砸了；5、把上级哄砸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把树砍砸了；9、把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管人员把鬼日砸了。
朱德接着写道：
河南省委在荣阳县贾峪公社大彦滩生产队进行了调查。
大彦滩食堂是一个较好的食堂，曾得过县委的锦旗，公社还在这里开过几次现场会。这次经群众深入讨论，全村36户中，除2户“五保户”和2户单身汉愿在食堂吃包饭，其他32户都要求回家吃饭。他们认为食堂的问题是：
分散领导力量，大量占用劳动力，浪费工分，仅食堂所费工分即占生产队包产总工分的473％，使劳动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
对病人、老幼和来客照顾不到。贫农朱遂山说：“在食堂吃饭确实有许多不方便，像我们老年人，有的就吃不下，有时候有点小病或来了客人就没有办法。小孩子不到晌午，饿得光哭，看着心里怪不好受。”
对群众不方便。这个生产队在山区，居住分散，道路高低不平，一到刮风下雨，吃饭就更加困难。禹县干部反映，在食堂问题上，费了不少力，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骂，作了不少难。
朱德在信中最后说：
食堂办不好，生产队受影响；领导还叫干，群众有意见。
现在河南省委对食堂问题，是坚决按照群众意见办，即群众要办的坚决办好。群众愿意回家做饭的，将粮食发给群众，让群众回家做饭。对“五保户”和单身汉适当安置。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做饭不到一个月时间，浮肿病即下降40—50％。邓小平、邓子恢在地方调查
1961年4月到5月上旬，邓小平和彭真直接领导调查小组，到北京的顺义和怀柔县搞调查。
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联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了调查的情况。指出：
要进一步全面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需要对供给制、粮食征购、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制度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三七开的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群众都主张取消。
关于食堂问题，他们在信中说：
食堂问题在北京近郊比较复杂，居住分散的队不办，常年食堂一般主张不办。至于农忙食堂，群众意见很不一致。
北京市各县、区向群众宣布：吃食堂、不吃食堂完全根据自愿；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好，都光荣；吃食堂、不吃食堂都给以便利。结果远郊区的食堂大部分都解散了。
5月10日，毛泽东阅信后批示：此信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供参考。
广州会议后，邓子恢到家乡福建漳州和龙岩作了一个多月调查。
1961年5月13日，邓子恢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中说：
公共食堂是包括城乡全体人民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我一回到龙岩边境就有许多群众反映这个问题。当时龙岩县委已宣传了“六十条”，并允许某些老年人、病人、小孩多的户回家自炊，但绝大多数农民还要在食堂吃饭。
群众基本口粮从4月1日起，也比以前增加了一二两到三四两大米。但食堂实际上仍是干饭加工厂。群众从食堂领回干饭后，不仅要在家煮菜，还要自己加煮一点粮食，如大麦、地瓜之类；有的还要把从食堂领回来的干饭和菜混在一起煮虚饭来吃。因此，群众认为办食堂害多利少，甚至是有害无利。
报告中，邓子恢列举了公共食堂有害无利的理由：
办了食堂并未节约燃料，反而增加浪费。浪费劳力，一般100人的食堂要有六七个全半劳力为其服务，而每日三餐每户还要一个人负责做饭炒菜，并要到食堂去领取干饭，一天来回六趟，走了许多冤枉路。人数多的食堂则更不方便。增加了社员负担。一般食堂工作人员都由小队计工分，影响到本队劳动工分值降低，食堂煤炭也由社员分担；食堂种菜劳力也是从小队抽出的，种的菜并不好。
食堂工作人员和大小队干部普遍多吃多占。经过他们多吃多占，社员口粮普遍比定量要减少10％以上。社员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这是最为群众所不满意的。食堂工作人员之所以克扣社员口粮，一是每个人的口粮标准都很低，多吃多占一点，在所难免；二是食堂工作人员怕粮食损耗，要扣留一点，以免亏垫。可是，所扣粮食在月底有剩余的，并未分给社员，而是由干部私分，或作了夜餐。
食堂不仅克扣社员口粮，而且克扣其他副食品和日用品，如油、酱、盐、鱼、海带、糖、火柴等。这些东西原由分销店供应，社员凭证凭票购买。办了食堂之后，取消了分销店，改由食堂供应。商业部门把这些物品按人口发给食堂，社员参加食堂者由食堂供应，实际上克扣了很多。不在食堂吃饭的则完全不供应，群众对此意见更多。
在调查中邓子恢发现，办食堂已成了妨碍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最大障碍，群众纷纷要求解散食堂，大小队干部也赞成停办食堂，但干部又不敢做主将食堂解散，主要的顾虑是怕犯右倾错误。
干部们说，郑州会议后，各地的食堂曾经停办过一段时间，但1959年冬的“反右倾”又把食堂恢复起来了。
这次“农业六十条”草案虽然提出了“自愿参加”的原则，但其中有一句“积极办好”，如果现在停办，将来上级会抓住这句话来责备。
也有的干部说，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如果不办好，岂不是反社会主义吗”
鉴于此，邓子恢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建议：
在目前口粮紧、副食品缺少的地方，食堂应该全部停办。当然大忙季节要办农忙食堂，群众也有此要求，但也应采用由各户自己拿米到食堂蒸煮的办法。至于单身汉和孤寡老人，平时也要办部分人食堂，但要重新改组，不能将现有食堂这批人马原封不动地留下，菜地也应该转归小队所有，作为商品菜地。食堂账目应该清算公布。陈云在农村调查实际问题
1961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农村调查。
陈云有一句名言：
我们做工作，要用90％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
陈云常说，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
陈云的调查别具特色，非常细致，这与他长期主持经济工作有关。他在调查中，听取了公社党委的汇报，就当时农村中重要的政策问题，召开了专题会，并亲自到农民中间了解情况。
青浦县原是个生活比较好的鱼米之乡，过去农民习惯每天吃三餐，农忙时加一餐。
陈云到一个大队去调查时，大队正在开饭，看到一大锅粥。胆子大的农民便愤愤地说：“农民吃不饱饭，把大队种的作为绿肥的红花草都吃光了。”
这种情形看起来很让人伤心，然而又是事实。
陈云在青浦调查之后，又到浙江、江苏农村进行调查。
陈云在青浦调查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养猪问题。
早在去青浦调查之前，陈云就对养猪问题十分关注。1958年秋的人民公社化时期，把一切都归了公，包括养猪，也完全归了公。到1959年春时，发现猪的存栏数下降很多，只好把猪发还给农民私养。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又把猪收了上来，这一次导致猪大量死亡。
1960年年中开始，再次把一部分猪交还给农民养。这次交还给农民时，提出的政策方针是“公养为主、私养为辅、公养私养并举”，认为公社和生产大队养猪场子大，喂得多，既便于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又可以保证较高的商品率。
然而，陈云这时一直在考虑：养猪以公养为主，私养为辅，只允许私人养很少的猪，这是不是最好的养猪办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60年底，他专门召集一些具体部门的负责人座谈。
座谈会开了两个星期，对这个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在座谈会上，陈云发言指出：“小猪刚生下来，除了喂奶以外，到什么时候该喂什么东西？长架子的时候该喂什么东西？架子长起来后，要育肥了，又该喂什么东西？一头猪从出生到出售，一共需要多少粮食？多少精饲料？”
陈云了解到，在集体养猪的时候，精饲料就只好粮食；在私养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有泔水，都有剩菜剩饭，只是到了架子成了，要催肥的时候，需要一些粮食。
陈云又问：“这么两相比较，国营养、集体养和私人养相差的粮食是多少？”
陈云与参加座谈的人一同算账：国营养、集体养，要这么多精饲料需要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钱。搜集这么多的精饲料需要花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钱；而私养需要花多少。经这么一算，私养显然要少得多。然后又算喂一头猪要烧多少柴，农民私养烧柴，大人小孩从地里回来顺便带一点就够了。而要大规模地集体养猪，就要专门供应烧柴，或者烧煤炭。从用工来说，集体养猪要有专门人来干，私人养猪就是老太太、小孩子，附带着就干了。
陈云还算了一笔账：私人养猪可以积肥，把这部分肥料卖给集体可以增加很多工分。陈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最后说，看来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
后来，陈云根据这两个星期的调查，主持起草了关于养猪应以“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的文件。
当时，毛泽东看了陈云主持起草的这个文件后说：“养猪问题，我赞成‘公私并举，以私为主’的方针。养猪今后可能会有多种形式，公有公养，私有私养，公私合养，公有私养。从猪的头数算起，私养还是主要的，现在公养的猪还是要巩固下来，不要又分散。人搬家三年穷，猪搬家会死的。”
1961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文件，规定养猪方针是“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然而，“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的养猪方针，主要是对公猪而言的。对母猪应当公养为主还是私养为主这个问题，当时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事实上，大部分母猪还是由公社、生产大队公养。
上海市明文规定，不准农民私养母猪。由于母猪只准公养，不准私养，不但产苗猪大大减少，而且公养母猪的饲养员远不如农民照顾细心，产苗猪少，苗猪死亡也多。因此，解决母猪私养问题，成为养猪能否迅速发展的关键。
正是在这个时候，陈云来到上海青浦。他把养猪问题作为这次青浦调查的一个重点，专门就母猪私养问题开了许多座谈会。
陈云依据了解到的事实，说明母猪私养养得好，产苗猪多，苗猪成活率高，无论母猪还是肉猪，私养比公养好处多。母猪不下放，就不能恢复和发展养猪业。他在调查的基础上，写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的调查报告。
在一次老农座谈会上，陈云问老农：“把你们的猪没收对，还是发还对？”
老农答：“上边说没收、发还都是对的。”
陈云又问：“你们现在敢不敢养猪？”
老农答：“还不大敢，说不定哪一天又是没收对了。”陈云说：“没收不对，发还才对，以后再不会没收了。”
老农听了喜出望外，当天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村。
第二天是7月1日，党的生日，公社宣布放假一天。农民几乎家家都到别的公社抢购苗猪，掀起了一个养猪高潮。
陈云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党犯了错误，必须向农民承认，否则改正了，农民还不了解我们的正确政策。”
陈云青浦调查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青浦应当种双季稻和小麦呢？还是应当种单季稻和蚕豆？
青浦县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历史上只种单季稻，不种双季稻，小麦种得也较少。可是在“大跃进”运动中，一些领导主观地把“单改双”作为增产的主要措施，号召农民多种小麦，多种双季稻，并规定播种指标，搞强迫命令。
农民吃不饱饭，可公社还要逼迫他们种双季稻。再加上这里无霜期不够长，立秋前抢割早稻、抢种晚稻时，一昼夜弯腰干16个小时以上，所以，农民对种双季稻意见很大。
在调查中，陈云找他认识的老农算了一笔账，从中知道，种双季稻比单季稻每亩多收稻谷220斤，但是，种双季稻除了费劳动力外，还费种子、化肥等等，实际上并不能增产。
种双季稻的各项损失加在一起，折合310斤至330斤稻谷。两相比较，种双季稻显然得不偿失，实际收入还要减少。
在进一步调查的基础上，陈云指出：“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要轻易变动。”
为了全面地了解情况，陈云又到种双季稻比较多的地区，了解到那里多种双季稻的原因是无霜期长，人均耕地少，劳力多，肥料足，且该地是半水稻、半棉麻地区，种水稻和种棉麻可以错开时间。
陈云由此得出结论说，种不种双季稻，种多少，主要决定于无霜期长短，以及人口及耕地的比例等因素。
在长江三角洲的南部地区，如果耕地每人不到一亩，可以种较多的双季稻；每人一亩半左右，就只能种少量的双季稻；如果每人二亩半左右，则不宜种双季稻。
青浦县小蒸地区的土质不适宜种小麦，历史上农民多种蚕豆，少种小麦。县委认为，种麦子农民不能吃，而种蚕豆，农民补了口粮就收不上来了。
陈云在调查中对有关领导说：“种蚕豆吃到农民肚里，肥水不落外人田。农民吃了蚕豆，就少吃些粮食，算总账是一样的。蚕豆出口经济价值很高，豆箕还可作绿肥增加土地肥力，农民当然愿意多种蚕豆。”
陈云还说：
最近几年，由于多种小麦和双季稻，少种蚕豆和红花草，土地的肥力逐渐有减少趋势。虽然由于多施化肥，使粮食的产量有些增加，但土质已不如以前那样好。从长远看，必须下决心把这种不合理的耕作制度迅速改变过来。
陈云青浦调查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给农民多少自留地的问题。
青浦县小蒸庄在高级农业社时期有自留地700多亩，占耕地的3％。人民公社时把自留地全部归公。
1959年春，在郑州会议后，分了300多亩给农民作自留地，但当年秋后又归公，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也折价归公。
1961年3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下达后，又重新分给农民自留地726亩。
社队干部一方面认为，多给农民分点自留地可以补充口粮，便于养猪积肥，使农民手里有些零用钱；另一方面又担心这样会不会发展资本主义。
陈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极力主张给农民多分一些自留地。他认为农民自留地不仅不应比高级社时少，应当多一点。
针对农村干部的顾虑，陈云指出：
我国集体生产的耕地还占90％以上，决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在当前农民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吃饭还是吃粥”。多分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多得一点口粮，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
调查结束后，陈云写了《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的报告，列举了让农民多种一点自留地的好处。
8月8日，陈云写信给邓小平，谈他在青浦县农村的调查情况，并把3个调查报告附在后面。
陈云的这些调查报告受到中央的重视。后来的事实表明，实行母猪私养以后，养猪事业发展很快，市场上猪肉供应也明显好转。
陈云关于《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的主张，在当时推广双季稻的热浪中，无疑是一副适合时宜的清醒剂。
中央也正是考虑到陈云关于给农民留足自留地的意见，后来才决定，分给农民的自留地可以占耕地面积的5％至7％。
这个决定，对发展农业生产，稳定人心，克服当时存在的严重困难，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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