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用地道的宁乡腔恳求道：“我给大家行个鞠躬礼，敬请大家对我讲点真话，反映点真实情况好不好？”
●周恩来听了很受感动，说：“二廷，你是我下来遇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很对，我很难过。上边不了解情况，下边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怎么不难过？”
●朱德在信中说：“食堂办不好，生产队受影响；领导还叫干，群众有意见。”
●深入调查刘少奇在湖南家乡调查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先后深入农村社队进行调查研究。
1961年3月，广州会议一结束，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就带领工作组，在湖南长沙、湘潭、宁乡等县农村作了44天的调查。
在此期间，刘少奇连续召开各种座谈会，找人个别谈话，了解几年来农村的真实情况。
刘少奇先是在长沙、宁乡，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听的情况虽比在北京多了一些，但仍是真真假假。
于是，刘少奇又亲自来到长沙县当时树立的一个典型大队作实地调查。哪知这个大队被人统一了口径，前来参加会的人，都异口同声，歌功诵德地说假话。
在会场上，人们数着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样好、那样好。群众说着，刘少奇听着。
可这和看到的并不一样，在来湖南的路上，目光所及，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妇女们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在树下采树叶。会场上却又听到这个大队的干部、党员言不由衷，睁着眼睛说假话，刘少奇心里非常的不是滋味。
刘少奇从桌边站起来，摘下青呢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个躬，用地道的宁乡腔恳求道：“我给大家行个鞠躬礼，敬请大家对我讲点真话，反映点真实情况好不好？”
会场霎时静下来，大家面面相覷，眼里盈满泪水，却不知所措。尽管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礼，可在那样的年代里，没有人敢说出更多的不是。面对人民，他感到了惆怅，更感到了责任的重大。
带着疑虑的刘少奇，于5月初回到了阔别40年的家乡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他没有惊动区社干部和邻里乡亲，就在自己出生的房间里，搭起了一个临时床铺，把一张陈列用的旧木桌，收拾了一下，当办公桌。
第二天，刘少奇让随从人员请来了老朋友成二爷和黄老伯等一些乡亲，让他们谈谈家乡情况，说说心里话，
这一天，在炭子冲刘少奇旧居的堂屋中，坐满了男女老少一屋子人。他们是当地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刘少奇把乡亲们迎进屋，给他们让座、递烟。问道：“田里忙不忙？”
几个农民答：“正在插秧。”
刘少奇说：“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你们。”
讲到这里，刘少奇停了一下，又接着说道：“乡亲们谈谈看，社员的生活比1957年是好了还是差了呢？不是好，是差了吧？生产比以前降低了！是这样，就承认这个现实。”
农民一致说道：“生产是降低了，生活差了。”
刘少奇说：“什么原因呢？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差了？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做得不好。是不是完全怪生产大队干部呢？也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上边要负主要责任。根子还在中央。”
刘少奇又问：“你们食堂散没散？”
农民们回答：“散的多。”
刘少奇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了。食堂一散，有些社员有困难，没有锅子、铲子、坛坛罐罐，回家做饭怎么办？要赶快生产这些东西。”
农民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散食堂，是不是就分田到户？”
刘少奇说：“食堂是食堂，田是田，食堂可以散，分田到户不行。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如田膛，可以包产到户。”
刘少奇问农民们：“荒地是不是可以包产到户？”
农民说：“包产到户要好些。”
刘少奇说：“收入要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是自己的，社员有了就好。”
谈话中，农民们流露了对房子的关心。刘少奇非常体谅地说道：“一个屋场住那么多户，没地方打灶。房子不确定，社员的很多事情不能定，自留地不能定，养猪喂鸡也难办，厕所也不好定，生产就不放心。有一些是公家占用的房子，如银行、供销社、学校、公社和大队办公室、工厂、猪场等，都要挤一下，把多占用的房子退出来给社员住。
我的旧居纪念馆，我几次写信说不要搞，结果还是搞了。这个房子应该退出来，分几户到这里来住，我家的亲属不要来住。”
刘少奇还谈了农民十分关心的退赔问题。
刘少奇说：
关于退赔问题，《十二条》讲了，到底退赔得怎样？我看一般是差得很远。听说你们有一条规定，丢失的东西要有证明才准登记。搞乱了，哪里去找证明呢？这个账要一户一户地结。这个账要记住。赔清以后，立块碑，或写一个大单子，挂在公社里。不要半途而废，马马虎虎了事，要扎扎实实算一回账，算得疼一点，疼几年。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要犯这个错误。
刘少奇还问道：“大队有没有管理委员会？”
农民回答说：“有。”
刘少奇又问：“主要是支部管事还是管理委员会管事？开过管理委员会吗？”
农民回答：“开过。”
刘少奇说：“两个都要管事，办事要讲民主，我同几个人谈过话，看来他们不大敢讲话，不知是什么原因。整人，这个风气不好。人都不敢讲话，那怎么能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呢？
要实行真正民主，就要社员当家做主。干部是社员的勤务员，应该好好为社员办事。要记住，多数社员认为不能办的事，就不要办。”
接着，5月8日，刘少奇从炭子冲老家步行10多公里，来到了赵家冲看望大姐刘绍德。
刘少奇只有这一个姐姐。有一次，她给刘少奇写信说：“我在塘边，一边打水一边想，我弟弟在北京做大官，可是我在这里打水。”
刘少奇在回信中说：“看到你的信，知道你在打水，在劳动，靠劳动生活，我感到光荣。”
这次来到姐姐家，看到姐姐的生活也不如意，但他还是鼓励姐姐作一个劳动者。
刘少奇在姐姐住的赵家冲，遍访了那个屋场所有社员的家庭。他看到农民家中的油盐罐里只有盐没有油。他在小山坡上特意用脚搓开路旁一摊已经风干的人粪，看看里面究竟是些什么，发现里头很多是粗纤维，这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结果。
他调查旱情，询问他年轻时熟悉的一些水塘一年来水位的高低，和过去比，知道旱情并不严重。他听说许多社员因办食堂、养猪场而多次搬家。很感慨地说：群众连个安定的住处也没有，这怎么行呢？我们是共产党啊！周恩来到河北邯郸调查
1961年4月年下旬，周恩来来到河北省邯郸专区农村调查。周恩来原先曾多次到过邯郸，但此次邯郸之行却是他心情最沉重的一次。
邯郸位于河北省南部。1961年春天的邯郸，比想像的还要贫穷得多，连路边的树都只有树枝，没有树叶。
在邯郸专区武安县的伯延公社，周恩来问：“树叶哪儿去了？”
陪同的干部担心总理操心太多，不忍实话实说，就说：“被羊吃了。”
正巧这话被路边一位放羊的女孩儿听到了。女孩儿反驳：“羊能上树吗？”
无需再说什么了，周恩来没有批评陪同的干部。三年自然灾害对于一个建国10年、百业待建的大国而言，无疑于雪上加霜。
其间，中共中央有规定，在经济状况没有好转之前，领导人带头不吃肉、蛋、禽，武安的公社干部们不敢破这个规定。但总理来了，他们一是不忍心让总理喝玉米面糊糊，另一方面又担心挨批评。于是公社食堂拿出最好的粮食招待总理：午餐桌上有馒头、红薯和面条，另有几个素菜。这样的待遇在当时来说是丰盛的了。
周恩来心中有数，第二天他要求到一个大队的食堂去吃饭，由于公社干部事先打了招呼，等周恩来他们去时，社员们全都提前打了饭走了。结果大队这顿饭吃的和公社一样。
第三天周恩来又换了一个食堂，干部们在没准备的情况下，把总理带到先锋街大队的第六食堂，在同食堂的炊事员聊天的过程中，周恩来掀开锅盖一看，只有一点吃剩的玉米面糊糊。于是周恩来盛了玉米面糊糊就着咸菜吃了起来。
5月4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了由先锋、胜利两个大队干部及部分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参加的座谈会。
当时，社员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食堂。开座谈会时，社员们不敢说食堂不好，不少人都违心地说食堂好，因为当时把食堂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标志，谁说食堂不好，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形时说：“我叫周恩来，你们看跟墙上挂的像一样吧？这次来就是要听你们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有问题只管提，错了也不要紧的。”
周恩来问坐在一边的张二廷：“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
张二廷猛地站起来说：“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当然是说真话。”
“要说真话，那刚才说食堂好的那些话，都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
周恩来问：“为什么吃不饱？”
张二廷说：“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点，他们的孩子老婆爹娘老子多吃点，干部再多吃点，还能剩几两？最多剩三四两，还能吃饱？要是自己做，糠糠菜菜，汤汤水水就能糊弄饱。你别看我死了老婆，孩子们又多，我也愿意自己做着吃。”
周恩来对张二廷的话很赞赏。
座谈中群众谈到，吃不饱，不少人浮肿，劳动没有劲，牲畜瘦得风能刮倒，干部作风浮夸，生产搞得不好，周恩来细心地倾听。
张二廷对总理说：“总理，这样糊弄下去，你再迟两年不下来，连你也吃不上饭了。”
听了这话，周恩来好像受到很大刺激。他仰起头，好一会什么话也没讲，会场格外寂静，一声咳嗽都没有。
过了一阵，周恩来问二廷：“你为什么说再过两年不下来，我也没饭吃？”
二廷说：“我们吃不饱，干活没有劲，地里就不打粮食，长的那点粮食还不够俺生啃着吃，哪有粮食交国家？一年不交，国库有。两年不交，国库有。三年不交，国库也就没有了。国库没有了粮食，你还能不挨饿？”
周恩来听了很受感动，说：“二廷，你是我下来遇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得很对，我很难过。上边不了解情况，下边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怎么不难过。”
周恩来又说：“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说住我，今天你算是说住我了。好，二廷，咱俩交个朋友吧。”
座谈会散后，有人对二廷说：“你的嘴没把门，乱放炮，总理在没事，总理走了，还不把你抓起来？”
二廷听了这些议论，心里很不自在，第二天早饭后躺在炕上，想心事。突然总理来了，他赶紧爬起来：“总理快请坐。”
周恩来坐在炕沿上，看了看躺在炕上的几个孩子，一边抚摸着孩子的头，一边问：“二廷，几个孩子？”
“4个”。
“大的大，小的小，够累的。”
二廷连声说：“不累，不累，总理管国家大事才累呢。”
“你又当爸，又当妈，顾不过来，这样吧，我给你带走个女儿，养大后再送回来。”
二廷忙说：“总理，哪能麻烦你，我养得过来。”说着说着，不由掉下泪来。
这天下午开座谈会，二廷上自留地栽红薯，去得晚了些。
周恩来说：“二廷，你来得晚，要好好说。”
二廷说：“我感冒带疲劳，让别人说吧。”
周恩来说：“你一不感冒，二不疲劳，我看你是有了糊涂思想啦。得先给你治治思想病，不然你不敢说了。”
二廷说：“是啊，总理光叫我说。你走了，区、公社干部还不给我小鞋穿？闹不好，还不去推磨(即劳改)？”
“那不行。”
“那怎么不行，他们不抓我现在说的话，抓别的事，也能整我。”
这时，周恩来面向公社书记韩玉林说：“我以后每年都要派人来，要是看不到二廷，就朝你要人。”
在5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这么评价张二廷的话：
这段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说，这个社员说得是真理！一个农民能把我们看做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
周恩来调查中发现，不少社员对公社食堂很不满。
5月7日3时，周恩来在下榻处给在上海的毛泽东打电话汇报了调查的情况。周恩来在电话中说：
我到邯郸之后，听了3天汇报，就到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5天了(即总理从3日至6日在伯延4天，因打电话已是7日凌晨3时，故称5天)，5天中，我找了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现在有下面4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1、食堂问题。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2、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3、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要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小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4、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毛泽东当天就阅读了周恩来报告的电话记录，随即批示向各省、市、自治区转发。朱德在四省调查食堂问题
1961年3月24日，朱德积极响应中央开展调查研究的号召，不顾已是75岁的高龄，离开广州前往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省视察，公共食堂问题再次成为他这次调查的重点。
朱德对办公共食堂一直很不赞成。
早在1959年2月，他到广东江门调查时，就对当地的负责同志说：“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生活如果长期这样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同年6月16日，朱德在听取了中共吉林省委负责同志的汇报时，又对食堂问题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
朱德说：
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加点菜和薯。过去我们说食堂问题不大，是因为把粮食分到社员家里，自己掌握。一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出口，换回来更多的钢铁、机器。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
朱德对几个省的第一书记，更是三番五次地讲这个道理。
7月9日，朱德对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
7月11日，朱德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
“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为原则。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饭好，可以把粮食节约起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
“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
“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
7月16日，朱德对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参加农村食堂，还是要实行自愿原则。想回家吃饭的也要允许。对他们不要歧视，不要戴帽子。在家吃饭，有自留地，吃菜、吃薯、吃粮食的保险系数比公社包起来还大。即使食堂都垮了，也不影响公社的巩固。让农民自己建家和管家，老的、小的，都由他们自己管。靠公社管就下不了台。”
“在家吃饭还可以发展副业生产，烧炕取暖也方便。成立食堂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
1959年7月23日，朱德在庐山会议小组的发言中，再次申明了自己关于食堂的看法。
朱德说：“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事隔两年，当朱德去农村调查时，对食堂问题更进一步作了深入地剖析，并在5月9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专门反映了这个问题。
朱德写道：
我在成都时，四川省委对食堂问题还没有深入研究。就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情况来说，那里的社员吃饭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饭回家再加工一道，对人力物力浪费不小。
一到西安，陕西省委对食堂的反应就十分强烈了。据他们汇报，多数群众愿意回家自己做饭，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
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时间；3、浪费劳动力；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
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即“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把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砸了；5、把上级哄砸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把树砍砸了；9、把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管人员把鬼日砸了。
朱德接着写道：
河南省委在荣阳县贾峪公社大彦滩生产队进行了调查。
大彦滩食堂是一个较好的食堂，曾得过县委的锦旗，公社还在这里开过几次现场会。这次经群众深入讨论，全村36户中，除2户“五保户”和2户单身汉愿在食堂吃包饭，其他32户都要求回家吃饭。他们认为食堂的问题是：
分散领导力量，大量占用劳动力，浪费工分，仅食堂所费工分即占生产队包产总工分的473％，使劳动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
对病人、老幼和来客照顾不到。贫农朱遂山说：“在食堂吃饭确实有许多不方便，像我们老年人，有的就吃不下，有时候有点小病或来了客人就没有办法。小孩子不到晌午，饿得光哭，看着心里怪不好受。”
对群众不方便。这个生产队在山区，居住分散，道路高低不平，一到刮风下雨，吃饭就更加困难。禹县干部反映，在食堂问题上，费了不少力，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骂，作了不少难。
朱德在信中最后说：
食堂办不好，生产队受影响；领导还叫干，群众有意见。
现在河南省委对食堂问题，是坚决按照群众意见办，即群众要办的坚决办好。群众愿意回家做饭的，将粮食发给群众，让群众回家做饭。对“五保户”和单身汉适当安置。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做饭不到一个月时间，浮肿病即下降40—50％。邓小平、邓子恢在地方调查
1961年4月到5月上旬，邓小平和彭真直接领导调查小组，到北京的顺义和怀柔县搞调查。
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联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了调查的情况。指出：
要进一步全面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需要对供给制、粮食征购、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制度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三七开的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群众都主张取消。
关于食堂问题，他们在信中说：
食堂问题在北京近郊比较复杂，居住分散的队不办，常年食堂一般主张不办。至于农忙食堂，群众意见很不一致。
北京市各县、区向群众宣布：吃食堂、不吃食堂完全根据自愿；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好，都光荣；吃食堂、不吃食堂都给以便利。结果远郊区的食堂大部分都解散了。
5月10日，毛泽东阅信后批示：此信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供参考。
广州会议后，邓子恢到家乡福建漳州和龙岩作了一个多月调查。
1961年5月13日，邓子恢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中说：
公共食堂是包括城乡全体人民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我一回到龙岩边境就有许多群众反映这个问题。当时龙岩县委已宣传了“六十条”，并允许某些老年人、病人、小孩多的户回家自炊，但绝大多数农民还要在食堂吃饭。
群众基本口粮从4月1日起，也比以前增加了一二两到三四两大米。但食堂实际上仍是干饭加工厂。群众从食堂领回干饭后，不仅要在家煮菜，还要自己加煮一点粮食，如大麦、地瓜之类；有的还要把从食堂领回来的干饭和菜混在一起煮虚饭来吃。因此，群众认为办食堂害多利少，甚至是有害无利。
报告中，邓子恢列举了公共食堂有害无利的理由：
办了食堂并未节约燃料，反而增加浪费。浪费劳力，一般100人的食堂要有六七个全半劳力为其服务，而每日三餐每户还要一个人负责做饭炒菜，并要到食堂去领取干饭，一天来回六趟，走了许多冤枉路。人数多的食堂则更不方便。增加了社员负担。一般食堂工作人员都由小队计工分，影响到本队劳动工分值降低，食堂煤炭也由社员分担；食堂种菜劳力也是从小队抽出的，种的菜并不好。
食堂工作人员和大小队干部普遍多吃多占。经过他们多吃多占，社员口粮普遍比定量要减少10％以上。社员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这是最为群众所不满意的。食堂工作人员之所以克扣社员口粮，一是每个人的口粮标准都很低，多吃多占一点，在所难免；二是食堂工作人员怕粮食损耗，要扣留一点，以免亏垫。可是，所扣粮食在月底有剩余的，并未分给社员，而是由干部私分，或作了夜餐。
食堂不仅克扣社员口粮，而且克扣其他副食品和日用品，如油、酱、盐、鱼、海带、糖、火柴等。这些东西原由分销店供应，社员凭证凭票购买。办了食堂之后，取消了分销店，改由食堂供应。商业部门把这些物品按人口发给食堂，社员参加食堂者由食堂供应，实际上克扣了很多。不在食堂吃饭的则完全不供应，群众对此意见更多。
在调查中邓子恢发现，办食堂已成了妨碍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最大障碍，群众纷纷要求解散食堂，大小队干部也赞成停办食堂，但干部又不敢做主将食堂解散，主要的顾虑是怕犯右倾错误。
干部们说，郑州会议后，各地的食堂曾经停办过一段时间，但1959年冬的“反右倾”又把食堂恢复起来了。
这次“农业六十条”草案虽然提出了“自愿参加”的原则，但其中有一句“积极办好”，如果现在停办，将来上级会抓住这句话来责备。
也有的干部说，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如果不办好，岂不是反社会主义吗”
鉴于此，邓子恢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建议：
在目前口粮紧、副食品缺少的地方，食堂应该全部停办。当然大忙季节要办农忙食堂，群众也有此要求，但也应采用由各户自己拿米到食堂蒸煮的办法。至于单身汉和孤寡老人，平时也要办部分人食堂，但要重新改组，不能将现有食堂这批人马原封不动地留下，菜地也应该转归小队所有，作为商品菜地。食堂账目应该清算公布。陈云在农村调查实际问题
1961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农村调查。
陈云有一句名言：
我们做工作，要用90％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
陈云常说，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
陈云的调查别具特色，非常细致，这与他长期主持经济工作有关。他在调查中，听取了公社党委的汇报，就当时农村中重要的政策问题，召开了专题会，并亲自到农民中间了解情况。
青浦县原是个生活比较好的鱼米之乡，过去农民习惯每天吃三餐，农忙时加一餐。
陈云到一个大队去调查时，大队正在开饭，看到一大锅粥。胆子大的农民便愤愤地说：“农民吃不饱饭，把大队种的作为绿肥的红花草都吃光了。”
这种情形看起来很让人伤心，然而又是事实。
陈云在青浦调查之后，又到浙江、江苏农村进行调查。
陈云在青浦调查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养猪问题。
早在去青浦调查之前，陈云就对养猪问题十分关注。1958年秋的人民公社化时期，把一切都归了公，包括养猪，也完全归了公。到1959年春时，发现猪的存栏数下降很多，只好把猪发还给农民私养。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又把猪收了上来，这一次导致猪大量死亡。
1960年年中开始，再次把一部分猪交还给农民养。这次交还给农民时，提出的政策方针是“公养为主、私养为辅、公养私养并举”，认为公社和生产大队养猪场子大，喂得多，既便于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又可以保证较高的商品率。
然而，陈云这时一直在考虑：养猪以公养为主，私养为辅，只允许私人养很少的猪，这是不是最好的养猪办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60年底，他专门召集一些具体部门的负责人座谈。
座谈会开了两个星期，对这个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在座谈会上，陈云发言指出：“小猪刚生下来，除了喂奶以外，到什么时候该喂什么东西？长架子的时候该喂什么东西？架子长起来后，要育肥了，又该喂什么东西？一头猪从出生到出售，一共需要多少粮食？多少精饲料？”
陈云了解到，在集体养猪的时候，精饲料就只好粮食；在私养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有泔水，都有剩菜剩饭，只是到了架子成了，要催肥的时候，需要一些粮食。
陈云又问：“这么两相比较，国营养、集体养和私人养相差的粮食是多少？”
陈云与参加座谈的人一同算账：国营养、集体养，要这么多精饲料需要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钱。搜集这么多的精饲料需要花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钱；而私养需要花多少。经这么一算，私养显然要少得多。然后又算喂一头猪要烧多少柴，农民私养烧柴，大人小孩从地里回来顺便带一点就够了。而要大规模地集体养猪，就要专门供应烧柴，或者烧煤炭。从用工来说，集体养猪要有专门人来干，私人养猪就是老太太、小孩子，附带着就干了。
陈云还算了一笔账：私人养猪可以积肥，把这部分肥料卖给集体可以增加很多工分。陈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最后说，看来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
后来，陈云根据这两个星期的调查，主持起草了关于养猪应以“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的文件。
当时，毛泽东看了陈云主持起草的这个文件后说：“养猪问题，我赞成‘公私并举，以私为主’的方针。养猪今后可能会有多种形式，公有公养，私有私养，公私合养，公有私养。从猪的头数算起，私养还是主要的，现在公养的猪还是要巩固下来，不要又分散。人搬家三年穷，猪搬家会死的。”
1961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文件，规定养猪方针是“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然而，“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的养猪方针，主要是对公猪而言的。对母猪应当公养为主还是私养为主这个问题，当时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事实上，大部分母猪还是由公社、生产大队公养。
上海市明文规定，不准农民私养母猪。由于母猪只准公养，不准私养，不但产苗猪大大减少，而且公养母猪的饲养员远不如农民照顾细心，产苗猪少，苗猪死亡也多。因此，解决母猪私养问题，成为养猪能否迅速发展的关键。
正是在这个时候，陈云来到上海青浦。他把养猪问题作为这次青浦调查的一个重点，专门就母猪私养问题开了许多座谈会。
陈云依据了解到的事实，说明母猪私养养得好，产苗猪多，苗猪成活率高，无论母猪还是肉猪，私养比公养好处多。母猪不下放，就不能恢复和发展养猪业。他在调查的基础上，写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的调查报告。
在一次老农座谈会上，陈云问老农：“把你们的猪没收对，还是发还对？”
老农答：“上边说没收、发还都是对的。”
陈云又问：“你们现在敢不敢养猪？”
老农答：“还不大敢，说不定哪一天又是没收对了。”陈云说：“没收不对，发还才对，以后再不会没收了。”
老农听了喜出望外，当天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村。
第二天是7月1日，党的生日，公社宣布放假一天。农民几乎家家都到别的公社抢购苗猪，掀起了一个养猪高潮。
陈云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党犯了错误，必须向农民承认，否则改正了，农民还不了解我们的正确政策。”
陈云青浦调查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青浦应当种双季稻和小麦呢？还是应当种单季稻和蚕豆？
青浦县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历史上只种单季稻，不种双季稻，小麦种得也较少。可是在“大跃进”运动中，一些领导主观地把“单改双”作为增产的主要措施，号召农民多种小麦，多种双季稻，并规定播种指标，搞强迫命令。
农民吃不饱饭，可公社还要逼迫他们种双季稻。再加上这里无霜期不够长，立秋前抢割早稻、抢种晚稻时，一昼夜弯腰干16个小时以上，所以，农民对种双季稻意见很大。
在调查中，陈云找他认识的老农算了一笔账，从中知道，种双季稻比单季稻每亩多收稻谷220斤，但是，种双季稻除了费劳动力外，还费种子、化肥等等，实际上并不能增产。
种双季稻的各项损失加在一起，折合310斤至330斤稻谷。两相比较，种双季稻显然得不偿失，实际收入还要减少。
在进一步调查的基础上，陈云指出：“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要轻易变动。”
为了全面地了解情况，陈云又到种双季稻比较多的地区，了解到那里多种双季稻的原因是无霜期长，人均耕地少，劳力多，肥料足，且该地是半水稻、半棉麻地区，种水稻和种棉麻可以错开时间。
陈云由此得出结论说，种不种双季稻，种多少，主要决定于无霜期长短，以及人口及耕地的比例等因素。
在长江三角洲的南部地区，如果耕地每人不到一亩，可以种较多的双季稻；每人一亩半左右，就只能种少量的双季稻；如果每人二亩半左右，则不宜种双季稻。
青浦县小蒸地区的土质不适宜种小麦，历史上农民多种蚕豆，少种小麦。县委认为，种麦子农民不能吃，而种蚕豆，农民补了口粮就收不上来了。
陈云在调查中对有关领导说：“种蚕豆吃到农民肚里，肥水不落外人田。农民吃了蚕豆，就少吃些粮食，算总账是一样的。蚕豆出口经济价值很高，豆箕还可作绿肥增加土地肥力，农民当然愿意多种蚕豆。”
陈云还说：
最近几年，由于多种小麦和双季稻，少种蚕豆和红花草，土地的肥力逐渐有减少趋势。虽然由于多施化肥，使粮食的产量有些增加，但土质已不如以前那样好。从长远看，必须下决心把这种不合理的耕作制度迅速改变过来。
陈云青浦调查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给农民多少自留地的问题。
青浦县小蒸庄在高级农业社时期有自留地700多亩，占耕地的3％。人民公社时把自留地全部归公。
1959年春，在郑州会议后，分了300多亩给农民作自留地，但当年秋后又归公，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也折价归公。
1961年3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下达后，又重新分给农民自留地726亩。
社队干部一方面认为，多给农民分点自留地可以补充口粮，便于养猪积肥，使农民手里有些零用钱；另一方面又担心这样会不会发展资本主义。
陈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极力主张给农民多分一些自留地。他认为农民自留地不仅不应比高级社时少，应当多一点。
针对农村干部的顾虑，陈云指出：
我国集体生产的耕地还占90％以上，决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在当前农民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吃饭还是吃粥”。多分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多得一点口粮，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
调查结束后，陈云写了《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的报告，列举了让农民多种一点自留地的好处。
8月8日，陈云写信给邓小平，谈他在青浦县农村的调查情况，并把3个调查报告附在后面。
陈云的这些调查报告受到中央的重视。后来的事实表明，实行母猪私养以后，养猪事业发展很快，市场上猪肉供应也明显好转。
陈云关于《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的主张，在当时推广双季稻的热浪中，无疑是一副适合时宜的清醒剂。
中央也正是考虑到陈云关于给农民留足自留地的意见，后来才决定，分给农民的自留地可以占耕地面积的5％至7％。
这个决定，对发展农业生产，稳定人心，克服当时存在的严重困难，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